每日配资网站但她还是陷入了巨大的无力感

阿叔的补习班，成了心理咨询室。

这家补习班的口号，是“收留差生并承诺学生考上高中和大学”，曾在滨海市（化名）声名远扬。可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，并不是为了成绩，而是为了孩子的心理问题。

焦虑、抑郁、狂躁，成了补习班里最常见的话题。有人休学在家，有人断断续续去学校，有人不与父母沟通，整天打游戏，昼夜颠倒。

阿叔几次去精神病院接孩子出来。阿叔是补习班的老板，也是心理咨询师。

“有情绪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。之前来的差生可能仅仅是成绩差、品性差，慢慢地，因为心理问题而变成差生的孩子越来越多，表现出的状况也越来越复杂。家长带孩子来阿叔这里的首要目的甚至不是补习，而是想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。”补习班的一位工作人员说。

每周二、周六晚上，阿叔都会举办家长会，孩子和家长都可以参加。

雅雅是其中之一。她是其中少数的优等生，从小被称作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考进滨海最好的高中后，压力却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。高一下学期，她终于考到了班里第一名，却也从此陷入恐惧。她怕丢掉第一名。

她开始逃避学习，躲在家里，不敢见人。

16岁那年，雅雅被确诊为中度抑郁、中度焦虑，在一次和妈妈的激烈冲突后，她被送进滨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。

这样的孩子并不只有她一个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作家梁鸿的孩子也遇到过情绪问题。那时，梁鸿已经因为“梁庄三部曲”而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非虚构作家之一。但她还是陷入了巨大的无力感。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与孩子的关系，打开他的心扉。

并且，她惊讶地发现，身边越来越多的家庭，都在经历相似的焦虑与无助，有从小“鸡娃”的，也有一直奉行“快乐教育”的……

梁鸿走进北京的精神专科医院，发现候诊大厅里孩子约占病人的六七成。很多人身着校服，看完病后还要赶去学校。

青少年心理问题已从个体危机转变为社会困境。

2022年起，梁鸿开始追踪那些厌学、休学或被心理疾病困扰的青少年群体，深入他们的家庭、学校、补习班、诊疗机构。她的足迹遍布北京市海淀区、滨海市、丹县（化名），三处坐标勾勒出三类成长样本：大城市的孩子，被高知家长密不透风的控制困住；中等城市的孩子，在父母的情感冷漠和认知差异中挣扎；而县城或者农村的留守儿童，则在父母的缺席中长大，从小失去了亲密的依靠。

梁鸿最终写成《要有光》一书。她想追问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厌学、休学？为什么明明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，孩子却不快乐了？他们真的是被娇惯的一代，还是背负着不为人知的痛苦？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，让光照进彼此的生活？

01

学霸和学渣都退学了

“我的青春就是无尽的自我厌弃与自我拯救，那倔强着的口口声声为自己称道的‘强大’在无数个瞬间崩溃得七零八落，又顾不上伤心太久，歪歪扭扭地拼凑好，再装作安然无恙地奔赴我的战场。”

雅雅在日记中写道。她在精神病院上演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表演正常。出院后，她在休学-复学中来回挣扎。经医生介绍，她来到了阿叔的补习班。阿叔觉得雅雅被“我必须考第一”这样一种黑白思维困住了。

和雅雅一样，吴用也是学霸。他过去十几年的人生也是很多“鸡娃”的人生：妈妈用相当于自己月薪的价格把他送进了双语幼儿园，然后带着他奔波在各种培训班之间。从3岁以后，他就几乎没有周末了。

从初一开始，吴用对数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他书包里经常装着一本厚厚的微积分，那本书被翻得缺角少页。他喜欢的是思考，而不是刷题。在学校里，他的成绩只能算中等，还被老师嘲讽，“整天捧着本大学的书”，让他不要再把书带到学校里来了。

吴用考上了北京最好高中的实验班，他身上肩负着考上清北的期待。他的妈妈也想方设法地把他送进了北京数学竞赛圈里的金牌培训班。清华、北大似乎离他更近了。

但吴用依然不愿意刷题。他是因为热爱思考才去学习的。他认为高强度的重复刷题破坏了自己的思维，他不想成为做题机器。他向妈妈形容数学很美，拥有高学历的妈妈那时无法理解，也没有察觉儿子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。

终于，吴用崩溃了，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，休学在家。

吴用的朋友李风也是海淀区的一名高中生。他的妈妈奉行“快乐教育”，没给他报过课外班，对他的学业也没有任何要求。李风的父亲从农村最底层一路考上来，先后在国内外的顶尖名校求学，博士毕业后回国直接被聘为研究员。李风从小成绩一般，但由于是高校子弟，还是直升了一所不错的高中。

然而，高二时，李风毅然决然地向父母宣布不再去上学了，每天就窝在家里。无论谁问他有什么想法，他的回答都是没有。他身上似乎缺乏某种必要的情感反应，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很冷淡，像个空心人。你让他吃饭，他就吃饭；让他干家务，他就干家务；让他出去转转，他就出去转转。他都无所谓，你问他想吃什么，他永远说都行；你让他选，他说我真的什么都行。

但有一点，他很坚决，就是不去上学了。

《你的降临》剧照

这代孩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“鸡娃”失败了，“快乐教育”也不行呢？

02

不被理解的痛苦

当崩溃终于发生时，最先回应孩子们的往往不是理解。一个孩子把自己割得满身是伤，他的父亲却一再追问：“他有什么病？赶紧回家，我看就是闲的，就是对他太好了。”

最难过的时候，雅雅去找妈妈倾诉。

但妈妈比她哭得还厉害。雅雅说：“她脸上生无可恋的绝望神情让我更加绝望。”爸爸的反应则是爆发式的：摔门而出，指责妻子教育失败，有次甚至在雅雅面前跪下磕头，叫喊着，“你快点好，我们都受不了了”。

李风的父亲每天泡在实验室里，他埋怨妻子对儿子的学习不上心，埋怨儿子太娇惯自己，忍受不了任何挫折。“说到底，他就是好吃懒做。什么都替他做好了，他当然就躺着享受了。我小时候谁会管你学习，连饭都吃不饱。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上高中饥饿的感觉，饿得快发昏了，还在学习。”

《年少日记》剧照

但他的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幸存者偏差。“你们那个村、那个镇、那个县城当年可能就走出来那么几个，你是万里挑一，后面有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出来……你有没有想过李风在学校每天遭遇到的是什么？所有的评比、推优都没有他，他一天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从早晨7点钟到校，晚上9点离开，他几乎没有机会说话。老师不会关注他，优等生不会关注他，班级活动不会叫他，别的差生可能因为李风过于沉默也不愿和他说话。他一天在学校到底说了几句话，你们问过没有。”

很多父母喜欢念叨自己的过去，可梁鸿指出，两代人的世界早已不同——社会结构、价值取向、焦虑来源都变了。旧日经验被硬生生套到新一代身上，只会让沟通彻底失效。“真正的爱，是能抵达彼此，并听见彼此的呼唤。”

《年少日记》剧照

在学校里，往往只有成绩拔尖的那一小撮学生，才会被重视、被看见。孩子们极其敏感，这种“成绩至上”的氛围每天都在空气里流动，时刻提醒他们，自己不重要。

同为高中生的吴用更能理解李风在学校的处境。据他的经验，北京的很多孩子都是上初中时就学完了高中知识，“李风当然被甩得很远，这样会让他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”。

李风休学后，妈妈带他去一家连锁餐饮店打工，但高中没毕业的他被店长拒绝。拒绝理由是，餐饮店也不是接收站，谁来都可以。

03

父母这一代才是“空心病人”

梁鸿也在努力理解那些父母。很多时候，父母并不是“不愿去爱”，而是“不知道该怎么去爱”。比如李风的妈妈一直受困于和自己母亲的关系，在自己的婚姻里挣扎。

梁鸿记得雅雅带她去看客厅的沙发床——那是母亲的“领地”。女儿睡阳光明媚的主卧，父亲睡次卧，母亲却挤在阴暗的客厅角落。雅雅认为母亲习惯了“受害者”的身份而不自知，那张沙发床是她委屈与忍让的象征。

在阿叔的家长会上，雅雅对妈妈说，你可以去做事情，你却选择了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和牺牲者，你越是这样想，越是按照这种方式生活，就会越痛苦，包括情感绑架。其实你是可以选择的。那种自我牺牲式的东西在你这里太多了。

阿叔说，其实，我们有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没解决，爱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根本不去想你孩子所想的，不去关注他的内部思维，你怎么能真正爱孩子？

《年少日记》剧照

雅雅觉得父母和孩子两代人的需求不一样。“我父母都是‘70后’，是从经济落后时代过来的，能解决生存问题就非常有成就感了。他们的成长一直是这样子，他们的父母没有经过内卷，整个时代的需求都注重在物质方面，在精神上是缺失的。但是，我们这一代物质生活比较丰富，不再局限生存需求，我们渴望获得价值，希望自己做些事情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但是，父母往往都是从成功学角度来要求的。父母如果不去学习，还在用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，那有效性就会比较差，也很难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。”

滨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张殊过去13年里，接触过无数个生病的孩子。她也发现很多孩子的悟性比他们的父母好得多，他们把父母看得非常清楚。张殊觉得父母这一代才是“空心病人”，能挣来钱，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非常满足。成人的外在要求与孩子的内在诉求之间存在着断裂——老师和家长要成绩，要功成名就，而青少年要的是独立、尊重，以及活着的意义。

很多青少年都会跟张殊说“活着没有意义”。“他没有真正的自我，不知道自己干什么，父母给太多外化的东西。”张殊看到现在很多孩子靠自己画画、写个小文章，一个月也能挣两千块钱，但是，家长打死也不会承认他们的价值，觉得还是去找个正经工作更好，更有安全感。“因为现在的家长都是学历红利时代出来的，他们不知道现在孩子面临的处境。”

孩子往往比成人更敏感。梁鸿在书里记录了一个场景。一个班主任在班会上说：“要好好学习，不然只能去送快递。”有孩子当场跳起来反驳：“当快递员咋了？老师为什么看不起当快递员的？”

单一的成功标准，拦住了许多孩子。吴用、李风共同的朋友万小健也就读于北京的一所顶级高中，一直是北大清华的苗子。但他高三时逃学、不交作业，也不愿意按照考试标准去写作文。他在班里几乎是全能型人物，人缘好、顾全大局、幽默风趣，上课回答问题总要博大家一笑。班主任也很欣赏他。可成绩不好，一切都不被承认。

最终，他没有考上北大清华。万小健妈妈一度无比焦虑，觉得自己的教育彻底失败了。

吴用告诉妈妈：“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人，大家各有各的轨迹，你非要认为有一种广泛的相同的社会轨迹，有一种必然的社会归属，这种观念会折磨你，最终也会折磨我。社会上每个人都在受折磨。”

“妈妈，你得继续学习。”吴用说。

04

“别吹灭那光”

改变的起点，可以从家庭内部开始。梁鸿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批判家长，但她强调，作为家长，还是有责任扛得住。“孩子是我们生的，我们就要有担当，有勇气。”

她举例说：“孩子在学校得了89分，受到批评，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够好。但如果家长说，‘89分也不错啊’，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。孩子是最敏感的，如果你在心里、在嘴上都认可他，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全然失败。”

吴用去上了大专，在这之后，也许工作，也许继续上学。在经历儿子生病的灰暗日子后，他妈妈庆幸他们的及时退出。正是这种“失败”，让孩子和家长脱离了既定轨道，也看到了新的可能性。

痛定思痛之后，万小健妈妈也终于醒悟。“这是社会标准给我们的评判，我们又原封不动搬给孩子。”她警觉地意识到自己之前被洗脑了，以为不按既定的轨道上升，就是失败。事实上，孩子上任何学校都不会被毁。

万小健的同班同学以很高的分数考上北大，但她却连个专业都选不出来。她喜欢历史，但是她高考分数很高，觉得学历史浪费了。家里商量后说让她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，以后会挣钱多，她说都可以，一切听家里安排。 

而万小健最终选择出国。升学老师问他，你想学什么？万小健说就想学物理，不管到哪，只要能学物理就行。他选择了物理专业，没有引导，没有考虑未来的职业，就是喜欢。他妈妈在旁边听着，心里特别安定。“这个孩子自己的人生开始了。当你没有坚定的内核的时候，一定会陷入新的内卷之中。”

万小健顺利出国求学，他妈妈也开始打拼自己的事业。李风继续蹲在家里，不过他妈妈也不再为他焦虑，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。

梁鸿希望这些话题不局限于家庭隐私，而成为公共话题与公共事业，让人们讨论、反思。学校也有可改进的空间。比如现在北京中小学的课间休息从10分钟延长到15分钟，让学生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如厕、放松。这样看似微小的调整，却直接影响孩子的日常体验。

老师也能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。梁鸿说，每天直接与孩子接触的老师，能给予孩子最直接的影响。老师带给孩子的不仅是知识，更是价值观和情感上的浸润。“老师能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多关注孩子一些？如果多一点眼神和关心，孩子的感受会完全不同。”

梁鸿起初取的书名《别吹灭那光》来自雅雅的日记：

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，有不被定义的自由。 

你可以成为任何人，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。 

别吹灭那光。 

长大快乐。

梁鸿很喜欢这段话，但她又希望更有力量一些，就把书名定为《要有光》。她希望光亮能够照到孩子身上，让他们的生命多些温暖，也希望每个人自身都有光亮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。现在，她能更耐心地对待儿子，尊重他，而不是急于替他作判断。“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，即使他是我儿子，即使我希望他怎么样，但他不会如我所愿。”

雅雅妈妈反思之前对孩子的学习、日常生活关注太多了，却没有关注孩子的情绪和精神状况。她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，自己去逛街，自己看电影、看书，尽量不去想孩子。

雅雅如今考入中国香港的一所大学读文科。她的申请文书写得情真意切——将来，她想从事心理学相关的工作，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，给那些被心理疾病困扰的孩子带去安慰。“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，但我可以迈出第一步。”

来源：Vista看天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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